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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曾百天游走王府井体验生活,北京人艺改革机制

浏览次数:144 时间:2019-09-14

郑天玮是个演员,郑天玮还是个编剧。她演戏,也写戏。

北京人艺改革发展40年 “戏比天大”

演戏、写戏,虽然都挂着个“戏”字,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上世纪80年代,曹禺看了她写的一些小文后,对她说:“我想告诉你,演员能写文章不容易,你要坚持。”她坚持了,不但演戏,还写戏,不是玩票不是偶尔跨界,她把两个领域的事儿都做成了专业。

改革物语

2009年4月,郑天玮应国家大剧院邀请,创作话剧《王府井》。分为上、下部的《王府井》描写了百年金街1910年至2010年的沉浮。郑天玮将身心投入其中,在塑造京人新形象、推动老北京戏的发展上做着不懈的努力。

9月7日晚上7点,王府井大街22号的首都剧场内,深红色的帷幕缓缓拉开,聚光灯照向舞台中央,一场反映三个时代下北京古玩界风云变幻的大戏——《玩家》正在上演。

她曾连续百天游走于王府井大街体验生活,翻阅了无数史籍资料,历时两年数度修改。《王府井》不是记录,不是描摹,也没有以某个特定的老字号为原型,但是,却构筑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动人史诗,全剧洋溢着扑面而来的京味儿,每一句台词都浸润着浓浓的京腔京韵。

这部由冯远征、梁丹妮、闫锐等主演的话剧横跨改革开放四十年,反映了北京古玩行当内不同身份的百姓求真辨假的故事。

今晚,从4月19日开始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王府井》将结束首轮公演。该剧将吸收各方有益建议进行修改和调整,今年10月再次上演。

落幕后,观众们在前台的留言簿上写下评语,“冯远征老师,您演得很真实”、“好奇你们买来做道具的瓷器多少钱?”、“大家都是从哪儿学的北京话,这么溜”……厚厚的本子已写满五六十页。

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到今天它已经走过66个春夏秋冬,成为国内最负盛名的话剧院。

北京,首都剧场,王府井大街22号,1981年。

时光荏苒,北京人艺也历经了经济转型带来的阵痛,文化市场改革浪潮的冲击, 但在北京人艺每个演员心中,不管时代的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外界的时尚流行如何演变,他们始终恪守北京人艺后台门檐处那块牌匾:“戏比天大”。

这一年郑天玮考入北京人艺。北京人艺是话剧院,台词是演员的第一道关。进入一座城,就要了解这个城市的语言、腔调,而学一口京片子,成了生在苏州,长在北京部队大院的郑天玮演员生涯的开始。

世界声誉

那时,她所在的小组在排演话剧《骆驼祥子》片段,郑天玮录下“师傅”李婉芬老师的每一句台词,一字一句地模仿练习,听坏了几个录音机之后,她终于找到了京腔京味儿。

三个月前的6月16日晚,中国经典话剧之一的《茶馆》在首都剧场完成了它的第700场演出,距离1958年首演,已经跨越一个甲子的时间。这也是自1978年复排《茶馆》以来,第二代演员的领衔出演。

“说起来,我的北京是人艺给的北京。我的北京在人艺每一位老演员身上,在北京人艺每一部戏中,在每一块儿景片上,藏在幕布的后面,回荡在剧场的钟声里。”的确,30年时光浸润,她对人艺的爱,像老舍对北平:“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

近年来,每当《茶馆》临近上演,就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赶上去年北京人艺建院65周年,有观众为了能看上《茶馆》,深夜3点在现场排队买票,开票不到一小时,最高价位的680元票全部售罄。

在北京人艺图书馆,郑天玮借过两本书,一本是《契诃夫戏剧集》,书中选的是契诃夫5部名剧,翻译是焦菊隐;另一本是《契诃夫独幕剧集》,抽出这本书中发黄的借书卡,上面用深蓝墨水钢笔写着——“焦菊隐,11月26日”。拿着焦先生翻译的和焦先生看过的这两本书回到房间,把它们放在桌上,她望了很久。很多年过去,她依然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心很沉,但又觉得很有着落。它们让你觉得你是真正在大师工作过的剧院里工作。”

在《茶馆》中饰演松二爷的冯远征感慨,“现在的口碑和票房得益于老一辈演员对人物形象的创作和塑造,他们在《茶馆》中的表演登峰造极,我们是沾光。”

正是对人艺的这份爱,让郑天玮从风光的舞台转向寂寞的幕后,她说:“我是依赖着人艺巨大底蕴的支撑才逐步成长起来的,我是人艺的人,我对这个剧院,对这个舞台,对到这里来的观众,都肩负着责任,我想为它多做些事情。”

时光倒回四十年前,1978年4月6日,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后,北京市委正式恢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北京人艺又可以排戏了。

1995年至1997年,郑天玮创作了她的第一部老北京戏《古玩》。这部人物众多的老北京戏,对于30岁出头的郑天玮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那时正是她主演的电影《甘草》在布拉格国际电影节获金奖,她主演的电视剧《杨三姐告状》热播的时候,她却义无反顾放弃自己已走顺的演员道路。这个骨子里激烈的人认准了一件事儿就非得干,而且干就要竭尽所能。

正值老舍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北京人艺决定复排《茶馆》。

而此时对于要写的古玩行当,她还一无所知。创作《古玩》的两年中她用了一半的时间去采访,去找相关的人,了解相关的事,查阅资料,阅读人物传记、历史小说、民间风俗。“那真是一段天昏地暗的日子,有时忙一个星期也没有一点收获,真像大海捞针一样,又像是在汪洋大海里游泳,一开始奋勇地跳进去,然后游到中间儿,你会发现没有陆地,没有坐标,不知道朝哪个方向游,也不知道要游多久才能上岸。你不知道能不能写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不知道写完能不能用,就算能用,一上舞台折了怎么办?”

在一部纪念北京人艺60年发展的纪录片中,饰演常四爷的演员郑榕提到,焦菊隐导演坚持现实主义的表演方式,要求他们深入生活,去老式茶馆里喝茶,听戏。“那会儿演松二爷的黄宗洛接到角色,立刻就在家里改穿长袍,又买了一对黄鸟,每天出门遛鸟,找人物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对未来完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郑天玮坚持着,坚守着。1997年话剧《古玩》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45周年院庆献礼剧目上演,演出上百场。次年在上海大剧院再度演出《古玩》,观众高喊:“北京人艺万岁!”

“童超老师演的庞太监最是绝,听闻那时候北京还有活着的太监,他多次拜访,观察他们的起居生活,听他们讲宫里的故事。人家见过,你说咱能比嘛!”北京人艺的年轻演员、导演班赞觉得,这是老版《茶馆》的天然优势,也是它获得最多认可的原因。

2009年4月,郑天玮应国家大剧院邀请,创作话剧《王府井》,国家大剧院院长陈平希望以王府井金街为载体,写一部能够塑造北京人精神肖像的戏。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北京的味儿、北京的韵、北京的范儿、北京的神,在哪儿?怎么表现?怎么写?

1980年,《茶馆》作为中国首个走出国门的话剧,在西德、法国等国家的15个城市演出,其收获的巨大成功使北京人艺成为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剧院。

“上下班都要走的这条街忽然陌生起来,我认得它吗?它认得我吗?”郑天玮在思考中领悟——写王府井即是写北京,北京像一个水池子,王府井就是这池中游动的鱼,得把北京这池子水蓄满了,王府井这条鱼才能游摆自如。

外媒在报道中称赞,“茶馆仿佛是一部描述1949年中国的入门教材,原来中国与我们的距离,就在二三十米外的舞台上。”

《阛阓纪胜——东风市场八十年》、《王府井》、《老地图老北京》、《北京通史》、《中国通史》、《二十世纪世界史》、《战争与和平》、《二战回忆录》……在历史和世界角度的俯视中,她把北京变小了,小到可以装进心里,随时带着;可在她下笔时,北京在戏里大了,大到只能仰视,这个城市有太多了不起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的骄傲。

两年后,北京人艺又打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首个实验先锋小剧场。那时候,北京街头的年轻人还穿着蓝、灰色的棉布衣服和中山装,社会变革刚刚开始,劳动市场上第一次出现“待业青年”,46岁的林兆华导演决定围绕“待业青年”这一类新人群导一部新剧——《绝对信号》,以想象、现实和回忆穿插的方式展现人们的心理活动。

北京,国家大剧院,西长安街2号,2011年。

一开始,这部非现实主义的戏剧在只有五六排观众席的小剧场里上演,现场只有简陋的旧灯光箱,几盏照明灯和铁架子。但演出却获得观众的喜爱,接连上演百场。

郑天玮安静地坐在排练厅,看着《王府井》的排练,谁也不会再去想郑天玮是不是北京人,她在那儿了,她的人在那儿,戏也在那儿。

外界的争议随之而来,“人艺走的是现实主义风格,这是个另类”,也有人认为小剧场的尝试与北京人艺传统的话剧理念不同。

时任院长曹禺公开表示“北京人艺不故步自封,拘泥于一种模式”,于是之等演员也支持这种创新,林兆华开始了更多小剧场的创作。

郑天玮是什么时候遇到王府井的?她不记得了。她只知道,要写《王府井》,她上百次在这条街上徘徊,她的脚印在这条街的每一个商铺不断叠加着:新东安、百货大楼、工美大厦、东来顺、全聚德、盛锡福、同升和……

那些年,经典剧目的不断复排和新兴话剧形式的创造让北京人艺走在中国话剧市场的前列,也让话剧的发展往前跨了一大步。

她看王府井的第一道晨曦破残夜而生,她听王府井熟悉的声音随晓白而入,她感受着王府井的朝飞暮卷、雨丝风片。当有一天,她像个恋爱的人,和它在一起不觉得时间的流逝,和它在一起不怨尤所有的苦累时,王府井活了,不再是一条街。“它是一个神,我可以跟它说话,我不用跟这大街上的人说话,你会觉得大街上这些人都是过客,或者说几百年在这条街上的人都是过客,唯有这条街是活的,它会永远在那儿。”

《狗爷儿涅槃》、《天下第一楼》等经典话剧均诞生于八十年代。冯远征回忆说,在那个时候,北京人艺就是学表演的学生心目中神圣的殿堂。

郑天玮找到了王府井,找到了它的精神和气氛,但接下来她所做的却是将自己清零。“昨日的辉煌是明日的羁绊,习惯的力量很强大,已经写过一个北京的戏《古玩》,然后你再写的时候,一不留神就会走到旧的套路里去。所以必须把这些都放下,你不是剧作家,也不是演员,你就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学生。这样你就会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保持勤奋的状态,保持一种激情,而且只有从空白的地方才能孕育出新的东西。”

发展的桎梏

从1910年至2010年,100年的历史跨度,30多个人物,《王府井》的创作没有“死”在老字号上,它不是一店一铺的兴衰,不是某个商业家的创业史,不是描摹,不是记录,更不是戏说;它是将王府井这条街上所有的行当和故事掰开揉碎后重新创作,体现的是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于一点时,成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力量。“我觉得传统和文化因为人的心里面有才会存活下去,是靠一代人又一代人用生命把它延续下去的,所以在戏里匾爷说:‘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就在;只要你想得起来我,我就陪着你。’”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中国电影电视的繁荣为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娱乐消遣方式。网络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拉近了观众和屏幕的距离,话剧则处在发展的低迷期。

创作时,郑天玮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条街上的“匾爷”。她对这条街的情感,她对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的情感都像是“匾爷”。她知道他们怎么说话,她知道他们怎么生活,她知道他们的爱恨情仇,她了解他们看起来并不高大的形象下的坚韧、勤奋、激情、包容……有时候她看着他们,有时候她就是他们每一个人,她孕育着他们,他们又反过来激励她,教育她,感动她,“我感谢王府井,它让我的生命有意义。它已经不声不响地,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80年代,我们一年能有一两部话剧看都非常满意了,大家对舞台、演员各方面要求都不高,看啥都觉得好。现在媒介变化太快,从电脑到手机,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欣赏到全世界最好的演出,观众的观影习惯和审美方式在变,节奏也加快,这对现在中国的演员、导演等各方面要求也更高,这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冯远征说,如何处理技术带来的冲击成为人艺面临的一大难题。

冯远征、班赞等人都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缺剧本,永远缺,好剧本太少”,这一度成为北京人艺发展的桎梏。

“娇小的莱塔只有20岁,纤巧的小手上戴着黑色的网眼花边手套,她的音色有如小提琴的高音,大大的黑眼睛显得天真无邪……在这一场的结尾处,这位莱塔拿出小镜子,把它举远,仔细打量自己。之后,她用戴着网眼黑手套的手把玩着长茎的红郁金香。这幅画面是她自己创作出来的,我不得不认为它完全可以被采用,无需更改。”这是美国编剧、导演阿瑟·米勒30年前漂洋过海来中国排演《推销员之死》时,对于莱塔的饰演者郑天玮的描述。这一幕莱塔没有台词,郑天玮的表演却带给了大师别样的感受。

“撰写《天下第一楼》的编剧何冀平创作剧本长达三年之久,光是在全聚德烤鸭楼观察生活就呆了足足一年,现在还有几个编剧能做到?”导戏3年的班赞总为难觅剧本发愁,因为好的话剧剧本需要极深的艺术造诣和长时间的创作,作者只有深入的体验生活,加上对当下社会需求、矛盾的精准把握,才能写出优质剧本,赢得观众,“太难了”。

郑天玮喜欢演戏,在舞台上,无论多小的角色,她都尽力演出彩儿来。“我曾经在《茶馆》里演过一个扶着老太监的小太监,小太监要给老太监往桌上铺一块手绢,放上鼻烟壶、眼镜。这是个小龙套,一句台词没有。就那样我也琢磨出一个花活,我把手绢捏着两个角,放在袖子里,等老太监一落座,往出一抖,手绢特别平地铺在桌上了,另外一只手利落地放上鼻烟壶和眼镜,在这点儿观众就会给我掌声,为这个我在家练了一个月铺手绢。”

2007年,张和平被任命为北京人艺的院长。首要措施就是抓重点剧目,笼络剧院的“名角儿”集中回归舞台,宋丹丹、徐帆等人挨个被他请回来参演话剧。

郑天玮演《家》中的鸣凤,演《雷雨》中的四凤,演《日出》中的陈白露,演电影,演电视剧,写戏,导音乐剧……不管哪一种,都是一段戏。“做什么都是需要勇气的,要勇敢,你得向前走。”

他还成立了北京人艺的“荣誉编剧团”,发动何冀平、过士行、莫言等知名作家、诗人等与剧院签约,聘请他们作为院外编剧,参与人艺剧本创作。

认准一个方向,向前走,郑天玮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看待《王府井》的创作。“《王府井》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推进和发展北京戏。”郑天玮觉得作为一个戏剧人在物质上啃老很可怕,在精神上啃老就更可怕。“假如再过20年,那一代年轻人回看今天的我们,问,你们做戏剧的这些人,干什么了,留下什么了?结果你还是在原来的底子上描红,那你就白活了。你活得没意义。你必须去开创,推进旧的东西,开创新的东西,这是你的责任所在。”

明星阵容加过硬的内容创作,《窝头会馆》脱颖而出。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剧,这部戏集中了北京人艺最强的演员团队,上演73场即获得了两千五百多万的票房,突破人艺往年的票房纪录。

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话剧市场低迷的局面曾裹挟着人艺艰难前进,但经典剧目加上《窝头会馆》等新的精品剧目对舞台的执着坚守,等来了国内话剧市场的回温,近些年,话剧重新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和郑天玮聊天,你很容易被她丰富的表情和随性浓烈的话语吸引,可她真正吸引你的又不单是这些具体的东西。她有一种卓然的气韵,如空谷中桃之夭夭,是生命天地自在的肆意。

据新一任院长任鸣介绍,今年9月初,北京人艺已开始东扩建设,将在人艺大楼的后面继续建设600多座的中剧场和400多座的小剧场。未来,北京人艺将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同时运作5个剧场的剧院。

2011年2月27日,北京下雪了,郑天玮说:“想想这会儿北海公园该多美呀,真想约上三五好友,去北海溜达溜达,看看雪,可以什么都聊,也可以什么都不说。饿了溜达到后海,找家饭馆吃点羊肉它似蜜,喝杯咖啡,暮色降临,各自转回家中,读书睡觉,那多好呀!”这么想着的郑天玮出家门直奔国家大剧院,她要去跟《王府井》的演员排练。其实没有谁要求她,但她知道有些想法和灵感必须是在现场,在演员和演员的交流中,在导演排戏的过程中才能有,所以她需要在那里“旁观”。因此这难得的雪天她没时间约三五知己,也没机会吃后海的它似蜜,但当她推开大剧院排练厅厚重的门时,她心里充满了满足感:“你一进排练厅,看到导演带着那么多演员特认真地排戏,有人注意到你来了,向你点点头,大多数人注意不到你,但你心里知道,他们这是在排你编的戏呢,特有满足感。”很多时候她身不由己,但却很容易转变心情,找到快乐。

盛景之下,焦虑仍存。龚丽君是人艺艺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负责筛选剧本和审核剧目。

在周围的人都进入微博时代,追求数字信息的快时,郑天玮却越来越“慢”地去体味生活。她不开车,出行走路或乘公共汽车;她不用电脑,不上网,至今她仍然用纸笔进行创作,从小画画的她甚至希望细细研墨,用蝇头小楷去写《王府井》的下篇,那样才更能寻得到文字的原味儿吧。

她记得上个月艺委会成员刚看过的一个新剧本,反映老北京人的故事,“败在情节太老套。”在她近些年过目的新剧本中,人物和故事的生动性均不太理想,少有眼前一亮的内容。

诸多事务缠身的郑天玮很少展现忙碌的状态,相反,她的生活在外人眼里就是闲,总见她没事闲呆着,好像湖面上悠闲游弋的水禽。但了解郑天玮的人才知道,湖面下她的双脚永远划动不停,不是想要勤奋努力,那是天性使然。

她心里更深的忧虑,是好剧本的缺乏和人才的断档。人艺的保留剧目是修炼多年的看家本领,只是谁也不想靠啃老生存。“我总想着,剧场越开越多了,我们这一代应该抓紧给人艺挣点新的财富回来”。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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