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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汪曾祺与文革京剧,汪曾祺看样板戏

浏览次数:88 时间:2019-11-22

汪曾祺曾提到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有一回江青下令,要他们写一个和《沙家浜》、《红灯记》一样以抗战为题材的戏,只不过背景挪到了内蒙古草原,定名《草原烽火》。意思是八路军派人打入草原,发动奴隶,反抗日本侵略者和附逆的王爷。汪曾祺和阎肃等创作人员为此四下内蒙古作实地调查,结果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无从下手。他们还访问过乌兰夫、李井泉等人,李井泉说:“我们没有干过那样的事,不干那样的事。”汪曾祺等人向于会泳汇报时,于会泳竟说:“没有这样的生活更好,你们可以海阔天空。”汪曾祺说,样板戏中的多数,尤其是后来的几出戏,就是这样“海阔天空”地瞎编出来的。他认为,“三突出”、“主题先行”是根本违反艺术创作规律,违反现实主义的规律的。这样的创作方法把样板戏带进了一条绝境,也把中国的所有的文艺创作带进了一条绝境。

我对江青操心京剧革命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她身体不好,出来散步,带一个马扎,走几步,休息一下。她说一直在考虑北京京剧团的剧目,说她身边没有人,只好跟护士说,“北京京剧团今年没有一个戏,全团同志会很难过的。”我为她的装腔作态所迷惑,心里很感动。(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祺《我的检查》)他曾先后为《沙家浜》写过三篇文章,其中一篇《披荆斩棘,推陈出新》刊登在一九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动笔前领导指示要突出宣传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汪曾棋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祺是靠写小说起家,又靠写小说赢得晚年的辉煌的“著名作家”。但他和戏剧的缘分,其实并不比和小说的缘分浅,至少从时间上看,要早许多年。他晚年回忆说:“我们家乡是个小 县城,没有什么娱乐。除了过节,到亲戚家参加婚丧庆吊,便是看戏。小时候,只要听见哪里锣鼓响,总要钻进去看一会儿。”此后,终其一生,他与戏剧发生过这样和那样的关系,从未远离了这门艺术。这里所说的“看”,指的并非“看戏”,而是对戏的“看法”。

汪曾祺以后反省时,也感到自己那时也陷入狂热和迷信的地步:

同时,汪曾祺又认为,从局部看,样板戏并非没有一点可以借鉴的经验,它试图解决现代生活和戏曲传统表演程式之间的矛盾,做了一些试验,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使京剧表现现代生活成为可能。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回顾说:“最初的‘样板戏’的创作者还是想沿着现实主义的路走下去的。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三突出”是于会泳的发明,即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个阶梯模式的荒谬性过于明显了,以致江青都说:“我没有说过‘三突出’,我只说过‘一突出’。”她所谓“一突出”,即突出英雄人物。在这里,不想讨论英雄崇拜的是非,只是我知道江青的“英雄”是地火风雷全然不惧,七情六欲一概没有的绝对理想,也绝对虚假的人物。“主题先行”也是于会泳概括出来,上升为理论的,但是这种思想江青原来就有……她经常从一个抽象的主题出发,想出一个空洞的故事轮廓,叫我们根据这个轮廓去写戏。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

知道汪曾祺的人也应该知道,他是当年的样板戏《沙家浜》一剧的主要作者。在那个年代,尽管样板戏拥有全民化的观众,但“当事人”毕竟寥寥可数。汪曾祺晚年反思这段经历时,曾这样总结那十年“非常”时光的滋味: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这天,江青没有出席大会。《人民日报》刊出消息,在几百人出席的名单中出现了汪曾棋的名字。老作家林斤澜当时正关在牛棚里,看到报纸一阵惊喜。十几年后他笑着告诉汪曾祺:“我看你上天安门,还等你来救我了。”

据汪曾祺的子女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有一天家人一起聊样板戏,汪曾祺插言道:“再过二十年,还不知怎么样呢。我看,也就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能传下去。”他的理由是,这些戏有生活,有人物。他对自己参与创作的《沙家浜》则作了这样的估计:“《沙家浜》不太完整,前面是阿庆嫂的戏,后面是郭建光的,但是《智斗》肯定会传下去。”二十年以后的事实,大致证明了汪曾祺的这个预言。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汪曾祺认为,从总体上看,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而且还“遗祸无穷”。这主要是指样板戏的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的荒谬,即“两结合”,也即人所共知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汪曾祺在一篇回忆性的文字中说:

还有一次,江青说:“看《红灯记》就落泪。”我在背后说:“这不好,这会损寿。”有人汇报上去,江青说:“咒我早死。”市委很紧张,就让我在党内检讨。我说,没恶意,只是诙谐。

评价样板戏的唱腔,于会泳同样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人物。汪曾祺认为,“于会泳在样板戏唱腔设计上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是成功的。他所总结的慢半大腔的“三送”,是很有道理的。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他们写了比较口语化的唱词,希望唱词里有点生活气息、人物性格。有些唱词还有点朴素的生活哲理。”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作为一个懂戏并参与样板戏创作的“当局者”,汪曾祺并没有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迷境,他在晚年的文字中多次提到这段经历,他对样板戏的认识和评价是清醒的,客观的,深入的,也是一些不曾身临其境的评论家们所替代不了的。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我曾经在所谓的样板戏团里呆过十年,写过样板戏,在江青直接领导下搞过剧本。她就提出来要“大江东去”,不要“小桥流水”。哎呀,我就是“小桥流水”,我不能“大江东去”,硬要我这个写“小桥流水”的来写“大江东去”,我只好跟他们喊那种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喊了十年,真是累得慌。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vns85978威尼斯城官网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时,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棋同志,江青”几个字,江青写字很有力。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碎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棋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汪曾棋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于红岩》)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棋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汪曾祺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他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在第一届全国样板戏交流会上,他奉命二次到大会上做过有关《沙家浜》的报告。有一次在团里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况,他在最后情不自禁地建议喊三声“乌拉”,以示庆贺。汪曾祺后来告诉林斤澜,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着二郎腿、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他。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身为剧团负责人、《沙家浜》的导演,事隔三十多年,萧甲认为对过去日子应持客观态度: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采访)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他的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表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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