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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正派的人,小编的卡通生涯

浏览次数:55 时间:2019-12-18

我的漫画生涯

我的漫画生涯

――2001年9月9日的国家图书馆学术报告厅的讲话

华君武

很抱歉,刚才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我要做“学术报告”。可我这个人讲话偏偏是没有学术性的。假如大家把我的 讲话当作学术报告来听,我就有点害怕了。不过我今天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因为昨天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继愈同志说也要听我的这个讲话,我就有点难为情。我和他在一个大院子住,知道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一来,我就更不敢讲了。听说他今天到外地去开会,所以我今天的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今天在座的有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来听我这个没有学术性的讲话,我觉得很抱歉。下面我只是把我学漫画的经历向大家汇报一下。

  我是1915年在浙江杭州市出生的。我画漫画可以分为“上海阶段”、“延安阶段”、“东北阶段”,1949年到北京至今,也可以算是“北京阶段”。30年代的“上海阶段”,也就是我漫画创作的初学阶段。

  有的同志也许会想:这个人是不是天才?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并不是天才。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开始喜欢漫画的。我这个人不喜欢画工笔画,我觉得那种画不随意,比较呆板,不符合我的性格。我喜欢用比较随意的、写意的手法画画。所以我在中学时上图画课,一画静物,我就很狼狈,因为我画的静物画非常糟糕。静物画是要花点功夫的, 比如画个苹果就要像个苹果,画个香蕉就要像个香蕉,可我就画得很不像。我的老师名字叫金耐先,是个留日的学生。他看了我画的静物画以后,总皱着眉。我的图画课成绩总是得60分,也就是刚刚及格。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没有绘画的天才,只是自己喜欢乱画就是了。

  另外,我的数理化成绩也是很糟糕的。我的算术课大概到了“鸡兔同笼”的时候就基本停止了。后来我的数理化 成绩越来越差。数学老师吴在渊先生严厉之极,我对他老人家真是无可奈何,考试经常得负分。偏巧当时有一位数学助教对我们也很凶,我就在课堂上画了幅漫画嘲笑他。画面上是一把大大的尿壶,这位助教的头正插在尿壶的嘴上,标题叫作《清供》。我的表弟和我同班读书,也讨厌这位助教。他竟未得到我的许可就拿了这幅画往这位助教的教桌上一放。这下可惹了大祸。那位助教大发雷霆,向学校提出:“不开除华君武决不再教课!”校方先给我记了两次大 过,拖到放暑假,又写信通知我的家长,学生华君武可不再来校读书。我就这样被迫停了学。这当然是我咎由自取,现在想想,借漫画来泄私愤,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那位助教先生还在,我愿意向他当面请罪。

  我开始学漫画是在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大概是在1928年。我画了一群学生在打防疫针。学生很调皮,虽然 打针是有点疼,但是却故意装出很疼的样子来。于是我就画学生打针时装出的鬼脸。没想到这幅画居然被我们学校的校刊编辑看中了,于是就刊登在校刊上面了。这是我刊登在刊物上的第一张漫画。   后来我更加喜欢漫画了。那时漫画界风行一种用漫画表现古诗词的画法,我学到一首题目叫《江南》的汉乐府 诗,里面的第一句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就把它画了出来。画中有一个人正在采莲,我在圆圆的荷叶当中画了个十字像个“田”字。这幅画被浙江日报刊登出来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居然还领到了一块钱的稿费。去领稿费的时候,他们还让我贴三分钱的印花税票,这把我给难住了,我当时连三分钱都没有。人家没好 气的说了一句:“连三分钱都没有!”。这幅画就是我的第一张刊登在正式报纸上的漫画,时间大概是在1930年左右。从此以后我就开始拼命地画漫画。

  画漫画是要懂得一点社会,懂得一点人生的。可我是一个小小的中学生,能懂多少东西呢?我画了很多漫画,大概有两百张,寄给报馆,可就是登不出来。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画。假如我当时放弃不画了,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 里谈漫画了。

  1933年,我到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上高中。后来经我的一位堂舅介绍,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了一名比实习生高一级的“初级试用助理行员”。到上海以后我就开始往更多的刊物上投稿。我一开始就选中了一本林语堂主办的《论语》杂志,往那里投稿。后来就画得多了。那时我才20岁左右,思想还不成熟,世界观和艺术观都还没有确立,有些东西似懂非懂,有些东西是学人家、模仿人家的。

  我们中国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总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我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下曾到驻杭州的日本领事馆前喊口号。我还记得唱那首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 唱!齐欢唱!”因此我从小就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当时也没有谁来教育我,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 行径教育我,使我憎恨他们。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漫画作者画了许多反帝的漫画。我画的漫画究竟对不对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区分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只知道“东洋佬”。参加革命以后我才知道要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思想是比较幼稚的。

  那时的上海有我们漫画界的老前辈:丰子恺、鲁少飞、张光宇、叶浅予等老师,其实当时他们的年龄也不算太大。丰子恺先生当时也不过40来岁。我20岁左右,当然他是我的前辈。他们画的画比我画的画不知要好多少倍。在画漫画方面,我只是一个刚刚进门的“小伙计”。我那时也不知道有什么“创造性”不“创造性”的,总觉得赶不 上他们。因此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在我的漫画里面画很多的人。因为他们漫画里面的人都不多,一张画里就几个 人。像丰先生的画,就三两个人或一个人。我一幅画里可以画几百人。我这里有一张复印件,《一二九》,你们看这张画画了多少人?我记不起来这张画画了多长时间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要上学,还要做事情,那时又不像现在有双休 日。大概这张画至少画了一天。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创造性”的问题,就是想:我要出名。因为老先生们比我画得 好,我比不上他们,只好用这种办法来和他们比。当时我的画虽然画得比较糟糕,但是人家知道,有个画大场面漫画的华君武。

  我为什么来强调这个事情呢?就是现在我们画漫画的青年人,不想“创造性”的问题。我认为,别人没有画过的 东西,你来画,这叫创作。假如你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那么就一辈子也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原因就在于你没有创造性。比方说齐白石,他是有创造性的大画家。我们进城的时候就听说北京有“东城齐白石”、“南城齐白石”、“西城齐白石”,他们都是齐白石的学生,画来画去都像齐白石,谁也没有超过他。这就因为他们没有创造性的结果。漫画也是这样,你要跟着谁画,永远跟在他后头,那何必称为“创作”呢?叫“跟作”就行了。目前我们的作品 里叫“跟作”的漫画太多了。现在有个新的说法叫“撞车”,就是说你的作品跟人家的作品雷同了。我觉得搞漫画创作就要真的进行创作,要有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尽管我20几岁在上海时,对于艺术创作方面的东西了 解不多,但还是想出画大场面漫画这么一个办法来,好和别人的画区别开。这恐怕算是“瞎猫碰着死耗子”吧。

  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英文叫“NORTH CHINA DAILY 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Sapajou)的国际时事漫画。他原来的名字叫萨巴久诺夫,我没有见过他。他 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

  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因为中国的漫画不像中国其他艺术一样有很久的传 统。比如说我们的国画有很久的传统。当然也有人说八大山人画的画,就有类似漫画的。也有人说《鬼趣图》有点像漫画。但是总的来说,漫画在中国发展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当时大家学外国人画漫画也是一种办法。假如说一种画是专门学外国人的,也可以画得不错,但是它总不能算是中国风格的漫画。比如说张光宇,他是学墨西哥的一位壁画家叫柯比罗。但是他学是学,后来还是画出了自己的东西。还有蔡若虹、陆志痒,都是学乔治·格罗斯的,但是后 来又都画出了中国民间的和他自己的风格。还有特伟、米谷,他们学英国政治讽刺漫画家大卫·罗的画,但是后来也慢慢离开了他们的老师。我后来离开上海到了延安,在艺术上也渐渐离开了萨巴乔。假如我学萨巴乔学得很像,也不过就是萨巴乔。我当时连签名都学他,后来要摆脱他的影响也是很困难的。可以这样说,学他的画法也学了几年,摆脱他的影响却摆脱了十几年,是在慢慢的摆脱。我讲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外国好的东西可以借鉴,但不要去模仿,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以上是我在上海时期,也就是1933年到1938年期间的基本情况。这期 间,上海有许多漫画家,老前辈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1938年,我去了延安。当时我不像张谔、蔡若虹那样是“左翼漫画家”。那时有左翼的漫画。张谔、黄鼎他 们都是左翼的漫画家,我就不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我大概是“中间偏右”,而不是“中间偏左”。那么后来 为什么我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教育了我。我们在上海的时候,中国人就是在外国的租界里面也不敢直接画讽刺日本人的漫画。大概年龄大一点的同志熟悉,当时有一个叫杜中远的人,他写了一些日本人的事,闹起了轩然大波。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画反日本侵略的画,这是滑稽的。日本屡次侵犯我们,比如 “九一八事变”、“八一三”和“七七事变”,他们总是在闹事欺负我们,所以我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而国民党采取一种不抵抗的政策。我这张画就是画“一二九运动”的。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稍微进步了一点,我讨厌国民党。那个时候讲“打倒列强,除军阀”,“军阀”是指北洋军阀。但国民党内也形成了一个军阀集团,是一个“新军 阀”。所以我对军阀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对旧社会有一种厌恶感。后来看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便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那时候我并不懂共产党的道理,但感觉共产党比国民党好,至少是要抗日的。

  “八一三”日本侵占上海,上海变成孤岛。我们这些人就等于做了亡国奴了。做亡国奴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1938年我在别人的帮助下从上海出发,经过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了延安。我在延安待了7年(1938年至1945年),这期间我在画漫画上也犯过错误。比如1942年,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个人在延安开了个讽刺画展。这些漫画作品也不讽刺国民党,也不讽刺日本人,而只是讽刺延安自己队伍的人(我不讲他们俩,我只讲我自己)。我举三个例子。第一张漫画题目叫《新寓公》。我们在鲁艺的时候,那里生活比较苦,有的人养点鸡鸭,我就画了漫画。再一张漫画是画延安开会不遵守时间。延安是个农村,是个由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也没有表,哪里知道几点钟开会呢?还有一张是我画的《首长路线》,是讽刺女同志对待婚姻问题的。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都爱嫁给大首长。我就画了两个女同志在路上聊天,其中一个说:“哦!她,一个科长就嫁啦?”这样的画有什么意思呢?这是片面性的,难道不是首长就不要结婚了吗?

  这个漫画展当时在延安还是有很多人看的,因为他们没有见过漫画。后来毛主席也来看了。他来的时候,正好我在展厅里值班,我就陪着毛主席看。他不断的问我,我就给他介绍。毛主席看完展览要走时,我说:“请毛主席批评。”因为当时在延安很多戏演完了也不谢幕,出来一个人说:“请大家批评。”所以我也是这么说。毛主席就对我讲了一句话,说:“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什么叫发展不发展呢?我也不好再去问毛主席,怎么发展法?

  我觉得当时我们漫画展览有三个错误:一是画的漫画不是与人为善的;第二个就是片面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时全国都在抗战,民族矛盾很突出,而我们却画什么“一个科长就嫁了”,你想想看应该不应该呢?虽然毛主席没有批评我们,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画这样的画是不合适的。对这个问题,还是蔡若虹最早觉悟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讲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们,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时我在延安还在继续模仿外国人那种漫画的表现方法。在上海时,我们不会到工农中去,都是在学生、知识分子这个范围之内。那么现在到延安了,一个农民的社会,工人很少,知识分子也不多,还有八路军。毛主席说八路军 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农民没有看过漫画,因此他们看我学外国人的手法画的漫画就看不懂。当时我们办了个墙报,老百姓看年画津津有味。可是看到我的漫画,头一扭就走了。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你的画,人家有兴趣看,你就高兴。你的画人家看不懂,一点味道也没有,那你就很尴尬。我画出来的画究竟给谁看?人家爱看不爱看?我在延安期间就时常碰到这些问题。

  1942年5月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也听了。当时我不是一听就懂了,而是在延安的7年生活当中,不断地体会、琢磨,思考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他《讲话》的用意,才逐渐地慢慢感悟到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5月召开的。同年8月,毛主席让当时《解放日报》的舒群同志来找我们,说毛主席想和我们见见面,我们当然很高兴,就去了。在延安枣园毛主席的住所里,主席请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在交谈中,毛主席还对前几天《解放日报》上刊登我的一幅漫画提了一点意见。这幅画很简单,画的是延河边上有一棵光秃秃的树,题目是《1939年所植的树》。我是想表现只种树不养树,树被驴和马啃掉了,这是事实。我就是画1939年植的树,而到1942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毛主席就从这张漫画谈起,他说植树不好可以批评。但是,讽刺不能滥用。毛主席还说:比方说王家坪(王家坪是八路军的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要写明王家坪植树不好。你不写明,光画一棵树,那就成了整个延河边上植的树都不好。他还说:“要区别这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这个问题现在看起来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个别共产党员有贪污腐化的,但你不能说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贪污腐化。许多年来,我是按照毛主席讲的这两个区别:“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来画漫画的。当然不是说我后来的漫画都没有片面性了,但是片面性的漫画相对减少了。毛主席的这些讲话对我们漫画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毛主席还对我讲:“你可以画对比画,好的歌颂,不好的批评。”后来我觉得每次画画都画两张有点太呆板了,所以我就没有这样画。“文革”的时候有人就说我“不听毛主席的话”。当然毛主席的这句话我没有听,但是我也有听的,这他们就不讲了。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讲到中国的文化,是民族的、是科学的、是民主的、是大众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正是我漫画中所缺少的。我当时是学萨巴乔的,所以不是民族的东西,农民看不懂,人家不喜欢。我自己经常在考虑,我的漫画怎么样能够作到民族化、大众化。这成了我后来追求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这样讲,几十年来我一直在这方面追求着。我总希望我的画有一些民族的东西。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那时我们在延安连国画都画不了。当时的白报纸就是最好的纸张了,大都是用马兰草纸。《解放日报》也是用马兰草纸印的,很粗糙。在那种条件下你怎么画国画呢?画国画起码要用宣纸,所以当时在延安没法画国画。民族化也不只是个纸张的问题、毛笔的问题。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这个问题是我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听到毛主席讲:“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才开窍的。这确实很重要。所以我就想到:首先要在语言上入手。因为农民的语言跟我们知识分子的语言不一样,你用知识分子的语言讲给农民听,他就不理解。后来我发现小说《新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孔厥,他就在书中运用了很多群众的语言,比如“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等等。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深刻的哲理性,你把这些语言作为漫画的题目和一种表现的方法,就比你用外国人的画法画漫画好得多。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章中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很值得我们去思索的。群众喜欢什么?乐闻什么?既是大众化的问题,又是民族化的问题。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即向漫画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的酝酿阶段。

  1945年,我从延安到了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1946年6月到了哈尔滨),一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 胜利。这就是我的“东北阶段”。那个时期我主要画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打内战题材的漫画。那时报社的印刷条件好了,可以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漫画作品了。因此这个阶段对我来说是一个实践的阶段,也是我在漫画创作上刚刚开始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转变的阶段。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其原因就是要丢掉自己长期形成的东西,去画从前没有画过的东西,因此就会有很多干扰。比方说你把一种思想画出来给人看,让群众通过漫画来理解你,那就要长期的实践,光画一两张漫画是不行的。我在东北的代表作品有《磨好刀再杀》。当时的老百姓都知道秃头的是蒋介石,用漫画来表现蒋介石的形象,早在30年代的上海租界里已有人画过。那时无非是画他戴个大礼帽,披一件黑大氅,留一点小胡子,还有比较高的颧骨。我在延安时也画过蒋介石,因为那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当时报纸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就不画他的嘴脸,只强调他的光头和黑色的大氅。漫画要跟着政治,不能自行其是,这是由报社领导掌握的,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全面内战开始时,蒋介石在政治上已有定论,不必再有什么顾虑,所以我画了一个身穿美国军装、太阳穴上贴着黑方块头痛膏药的“蒋委员长”。这块儿黑色膏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已经不知其为何物了。那是旧社会时的一种专治头痛的膏药,旧上海的许多男女流氓常常贴着这种膏药。蒋介石在历史上跟青帮流氓的关系是很好的,虽然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这块小小的膏药却表现了蒋介石的流氓本质。另外,1947年的时候,敌强我弱的形势有所改变,他在战场上常常吃败仗,所以也可以想象他必然经常头痛。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膏药就可以合理存在。这个蒋介石的形象是我自己创造的。我对这位“党国领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所以,当时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里有一份暗杀我们党政机关领导人员的黑名单,里面有彭真、林枫,我非领导但也有我的名字,我的罪名是“侮辱领袖”。

  1949年12月,我被调到北京,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漫画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基本上是对敌斗争的时事漫画。但是敌人失败以后,到底再画什么漫画的问题就来了。我记得东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叫刘芝明,就对我说:“蒋介石倒台了,你以后画什么?”我当时还回答不了他的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慢慢感觉到社会制度改变了,所有制改变了,但人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改变。一些封建、落后思想的残余还存在于人们的脑子里,有机会就陈渣泛起,甚至兴风作浪。因此歌颂新的事物和讽刺旧的事物,都是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有效手段。因此,我认为我们内部的不良思想和行为也应当讽刺。我从1959年开始为《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画过几年的所谓“内部讽刺画”。我为什么起“内部讽刺画”这个名字呢?因为毛主席讲了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把针对人民内部问题的漫画称为“内部讽刺画”。现在看来还是不大通俗,因为外国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内部”和“外部”,还是叫 “社会生活漫画”比较好一点。这些画较多地反映了意识形态上和人性上的一些问题。这种题材的漫画,我大概画了四、五年(从1959年到1964年),“文革”一开始就停画了。

  《疲劳过度症》这幅画就是那个时期画的。当时我是讽刺艺术表现形式上的一种公式化。比方说大跃进的时候,画家都画王母娘娘、孙悟空、龙王爷等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和神仙的形象。农民可以这样画,可我对画家画很多这样的东西很反感,所以我画了这幅《疲劳过度症》。画中的护士讲:“画家同志,王母娘娘、龙王爷都疲劳过度了,孙悟空身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了,请你们画别的东西吧!他们不能给你出差了。”这是批评艺术上公式化的,但可能我的题目起的不好,“疲劳过度”犯忌,所以这张画在“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把它放在我的档案里去了。还有我画的《杜甫检讨》也都塞到档案袋里了。后来胡耀邦总书记纠正冤假错案,于是我的这几张漫画也就从档案里拿出来了。

  《我的书架》这幅画是讽刺有的人不爱看书。我看到很多人的书架就是这个样子:放一个脸盆、一个茶壶、一双篮球鞋,就是不放书籍。

  《误人青春》这幅画是画那些讲大话、讲空话和一些离题的话的人,所以听他说话的小姑娘都变成老太婆了。

  《杜甫检讨》是1961年8月画的。当时北京一所大学里批他的《兵车行》。大概杜甫不懂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说杜甫有和平主义的错误思想。你让杜甫那时有现在的思想,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画了《杜甫检讨》,“文革”时这幅画也被当作“大毒草”批了。

  《大小家庭》是画当时的一种现象。大的家庭没有了,小的家庭多得很。那时也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我感觉到有的人虽然年纪很轻,可儿子女儿一大堆。孩子多了当然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就觉得人口多了是不好,这是我自己看到的现象。

  《决心》这幅画是画有的人做事没有毅力和恒心。我也抽烟,也是很难戒的,我大概戒了十多次才戒掉。我也觉得自己没有出息。所以说,画漫画不都是讽刺人家的,也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

  《永不走路,永不摔跤》是画有的人怕犯错误,怕挨批评,宁可少做事或者不做事。这张画有点特殊的纪念意义。因为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它被作为会议的文件附件散发给与会的代表,毛主席还在附有这张画的文件上批了八个字:“有了错误,改了就好”。

  《生根》是画有的人打公用电话时间很长,所以生了根。

  《好大的痰盂》是画那种不讲公共卫生的现象。因为我那时也去游泳馆游泳,感觉在游泳池里吐痰的人很多,所以画了这张画。

  以上是当时我的“内部讽刺画”中的几张作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挨了很长时间的批判,而且还把我和周扬、邓拓联系在一起批。后来我到天津的团泊洼“五七干校”种了两年菜,喂了四年猪。“文革”结束后,社会政治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因此我又重新画漫画了。因为我画漫画没有作记录,到现在究竟画了多少张?我也说不清楚了。

  我除了画单幅漫画外,还画了五套系列的漫画。一套是《笑林广告》,一套是《东郭寓言》。另外三套较长的系列漫画,一是《疑难杂症》,在《文汇报》上连载了四年的时间。第二套是《生活拾趣》,是在《天津日报》上连载的,大概也有六、七年的时间。第三套是从1993年开始画的《漫画猪八戒》,在《大连日报》上连载了三年。我之所以在这十几年中作系列漫画,原因是:它的专题性和连续性容易加深读者的认识和注意。画了系列,作者就不可以偷懒,虽然不必天天都画,但也不能随便撂下,它逼迫作者去思索、考虑。画系列漫画也是治懒病的一种良方。另外我觉得:一个系列最好在一家报刊上发表,分散了就不如集中的效果好。

  过去我们画漫画的大部分同志是在报社工作,经常是报社领导叫你画什么你就画什么。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多到生活中去寻找漫画题材,要像记者那样去了解和发现社会上的问题。      1987年我退居二线后,一些会议、活动和一些行政事务就不参与了。离生活远了,这样就迫使我自己主动去观察生活,从生活里面去寻找漫画题材。我的系列漫画《生活拾趣》就是在我退下来之后创作的。下面我用投影仪投影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几幅。

  《十轮大家庭》。这张画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现计划生育内容的,第二是表现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你看老头儿、老太太坐三轮车,年轻夫妻俩骑自行车,还有个小娃娃骑三轮车,总的加起来是十个轮子。

  《人不如雁》是说大雁还排着队飞,而人们却在马路上随便骑自行车,有的骑到人行道上去了。这些都是我自己从生活中看到的东西。

  《谦谦君子打架》,这种现象大家都会碰到。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去让座,摄影师只好等他们“打”完再去拍照。这是我自己看到的一种有趣的现象。

  《家庭举报》。画孩子的爸爸在厕所里抽烟,孩子发现后向他的妈妈举报,还拉着她去“纠察”。

  《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电视广告上常有女同志洗头发,洗头发就洗吧,还偏要把上半身裸露出来。我画中的奶奶就讲了:“乖,你看电视上天天洗头。”孙子就问:“为什么要脱光膀子洗?”这个就是我从生活当中发现的。

  《一扇在手,胜过空调》。我和我老伴都不喜欢空调,儿子喜欢空调。我觉得芭蕉扇很好,所以画一个老头儿拿着芭蕉扇在休息。我用顺口溜的形式写道:“夏日炎炎,扇子摇摇,既能传情,又可暗笑,热天不借,冷天不要,可驱蚊蝇,背痒可搔,盖住面孔,就睡午觉,普及大众,要数芭蕉,一扇在手,胜过空调。”

  《顾客变包子》。怎么顾客就变成包子了呢?这上面写了:“炒菜请上楼,包子往里走”。所以顾客变成包子了。

  《奥运喜讯》。这是我看奥运会上女同志得了很多冠军,所以我画产妇的丈夫来接他的妻子时说:“爷爷、奶奶都想通了,中国得奥运金牌的大都是女的。”所以她生个女的也没有关系了。

  下面是系列漫画《疑难杂症》当中的几幅漫画。

  《一刀切》。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什么东西都是“一刀切”、“一窝蜂”。所以我画中的人的脑袋都被切掉了。说:“我们都是一刀切的患者,后面的那位女同志不穿高跟鞋就好了。”结果把她的脑袋也切了。

  《疑难杂症之十三》。是讽刺大吃大喝的。医生说:“同志们!这里是妇产科,不治大吃大喝病。”那些人的肚子都吃大了。

  《疑难杂症之十九》。我有个老朋友,这个人不喜欢讲别的,就喜欢打“小报告”,我也吃了他不少苦头。中国 人过去喜欢把这种事情都推给妇女,称其为“长舌妇”,意思是说女人喜欢说长道短,这不公平。现在有一种“长舌 男”,所以这也是一种疑难杂症。怎么治法呢?我想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次我看计划生育的宣传品当中有“结扎手术”,所以我就想把他的舌头结扎一下就行了。我觉得再加些对话才有趣。所以我写上护士的问话:“手术以后情况如何?”他说:“心里还是想搬弄是非,就是说话不清楚了。”这张画我认为还是画得不错的。

  《西施住院》。现在很多地方都喜欢抢名人,古代的名人也抢。比如南阳抢夺诸葛亮,浙江的诸暨县和萧山县抢夺西施。这个说她生在萧山县,那个说她生在诸暨县,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我画了一张《西施住院》。两个地方抢西施的结果使她骨折了,而且她原来就有心脏病(成语“东施效颦”,说西施心口疼,丑女东施也仿效她的样子结果适得其反)。这幅画就是讽刺那种抢名人的现象。

  下面谈谈我的《漫画猪八戒》系列。我这个人很喜欢画动物。最近人家把我画动物的画编辑在一起准备出本书。十二生肖我画得很多,但是我画得最多的就是猪八戒。“文革”的时候,我在天津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我在那 里养过四年猪,小猪大猪都养过。所以我对猪有一点了解,也有一点感情,后来画了不少关于猪的漫画。在《西游记》里,猪八戒可是鼎鼎大名的。这套系列漫画的主角就是七情六欲特别丰富的猪八戒,人性中的弱点,它几乎都具备,酒色财气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它原本是天上的神仙,因在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醉了,扯住了嫦娥要“三陪”,犯了点生活错误才被赶下界来。虽然它让人讨厌,但它也协助唐僧取了经,也还是有一点功劳的。所以我想在它身上做文章。另外,在社会上猪八戒式的人物还不少,我借它的形象和行为来喻众生相觉得很妙,于是创作了这个系列。下面我来介绍其中的几幅:

  《猪八戒画长卷诸神题字》。这张画是说现在我们美术界,有的人喜欢画长画,还叫来许多领导和许多名人给他题签,因此猪八戒画长卷请诸圣、王母娘娘和如来佛给它题字。一个画展请那么多人题字有什么意思呢?

  《猪八戒招亲摆谱》。它讲排场找了很多汽车,其实汽车也不是它的,都是公家的汽车。

  《猪八戒识破假桑拿》。现在人们喜欢洗桑拿浴,猪八戒也来了,它一看说:“这哪是洗桑拿,分明是杀俺老猪。”要剥它的皮了,你看桌子上放着刀。

  《猪八戒怀古》。现在出《名人大词典》,你只要出了钱就可以被登上去。猪八戒说:“当年吴老先生写《西游记》时一个钱也没有要,现在要出《名猪大辞典》就向我要钱,外国的还要美金。”猪八戒很是不满。

  《猪八戒学摇滚》。有人说:“八戒兄别唱了,别人以为剧场杀猪呢!”这幅漫画表达了我对现在的“摇滚音乐”的一点小小体会。

  《猪八戒问柳》。猪八戒说:我懂得“月上柳梢头”的意思,他跑到酒吧间去搞女人去了。

  《猪八戒路遇假后代》。我们美术界有些人喜欢称自己的老祖宗是某位大名人。有个画家就称他是宋朝大文学家的后代。现在称某个名人后代的人很多,可是从来没有人说他是秦桧的后代的。所以我就要讽刺这样一些人。我画这个猪八戒发现有只猪也冒充猪八戒的后代,猪八戒说:“你这孽畜,我在高老庄虽然做了几天女婿,从未生男育女,何来你这个后代?”这只猪就讲:“画家可以冒充,我就不能冒牌算你的后裔吗?”

  《猪八戒习惯成自然》。这张画是讽刺随地吐痰、随地小便的。检查卫生的人说:“八戒,你自己说这是第几回了?”它一边提裤子,一边说:“对不起大爷,我们从祖先起就习惯了。”

  《猪八戒夜市卖馄饨》。这幅画是画猪八戒卖馄饨“不干不净谁吃谁病”的。

  《猪八戒上文明课》。现在有些人喜欢在街上或者在公共场所打赤膊,我认为这是不文明的。猪八戒也打赤膊,有个人就对他说:“八戒老弟,不能赤膊上街,你看只有快刮毛的才光脊梁!”这幅画也是批评不讲文明的行为的。

《猪八戒败阵》就是说猪八戒的钉耙是伪劣产品,所以一打仗钉耙就坏了。这幅画还得了全国新闻漫画一等奖。

最后我想讲漫画创作上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漫画要变形、要夸张,把人画得越夸张、越丑,好像就越好,其实不是这样。过去有人把人画得很丑,所以有些女同志就不喜欢让人家给她画漫画像,我们有个漫画家就画了一位女电影明星的漫画像。这位女明星就不干了,弄得这位漫画家很狼狈。当然对敌人画的丑一点没有关系,对我们自己人,我觉得画丑不大好。有次我看见郎平的漫画像。郎平也不难看,就是牙齿稍长一点,可是这位漫画作者就把她的牙齿画得更长了一些,就很难看。我画漫画不是夸张一个人的丑,而是夸张他有趣的东西。画漫画并不都是专门把人弄丑的。漫画像不能过于变形和丑化,如果过于丑化,那么被画的人就不容易接受。

我自己画人像是画不好的,因为我没有经过美术学院严格的素描训练,你让我画个人像我就画不像,但是我也画。我画我自己就画不像,人家叫我画我自己的漫画像时,我就画我双手捂住脸的漫画像。因为我的脸捂起来了,就不用画脸了。然后我再题首诗,其实也不叫诗,只能叫“打油诗”:“画兽难画狗,画人难画手,脸比手更难,一捂遮百丑。”

“画兽难画狗”这是民间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你画老虎,人家也没有见过老虎,不好评价。狗是人人经常看见的,所以你画得不像,人家就可以讲你了,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我这样画要比单纯画一张漫画像有趣。比方说我画过一张钱锺书的漫画,他是个大学者,人品艺品都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忽然来了“钱锺书热”,到处都是讲钱锺书如何如何的。其实钱先生并不喜欢这样,他也不喜欢出头露面。我觉得他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因此我画了好几壶开水浇下来,他在澡盆里做无奈状。我写道:“先生耐寒不耐热。”这样可以把钱锺书先生的品格表现出来。这不仅仅是把人物画得像与不像、好看难看的问题,而是应当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加进去。比如还有个作家叫黄裳,也研究京戏,很有学问。他让我给他的书的封面画张漫画像,因为他这个人的脸是比较红的,正像中国人讲的“面如重枣”,就是说脸像枣一样红,我就画一个“关公夜读”给了他,后来也给巴金看了,巴金也觉得不错。

另外,我觉得画讽刺漫画要对事不对人,批评是针对某一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比如说画官僚主义。“文革”以前我到外国去,有人就问我:“你们敢不敢批评你们领导,你们敢不敢批评官僚主义?”我就说:“我们批评官僚主义是批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它造成的后果,不一定要去画某个部长。也许哪个科长、哪个仓库管理员失职之后带来的损失比部长还要大,那你何必讲这个级别呢,讲这个官的大小呢?”所以我觉得“对事不对人”应当是画讽刺漫画的一个原则。漫画讽刺的是某种思想或某种作风,而不是具体的讽刺某一个人,也就是说它可以把一种错误思想画出来,但不去丑化具体的人。我看漫画创作中类似的问题也是可以重新考虑的。 今天我做了一场没有学术性的“学术报告”,很抱歉。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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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漫画大家华君武诞辰100周年。本文根据华君武生前访谈与讲座整理而成,漫画家回忆了自己的从艺经历,以及在延安得到毛主席指点的前因后果。华君武自画像我是1915年在浙江杭州出生的。我画漫画可以分为上海阶段、延安阶段、东北阶段,1949年到北京至今,也可以算是北京阶段。在1930年代我的上海阶段,也就是我漫画创作的初学阶段。1930年,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幅学校里面学生打防疫针怕疼的漫画。中学生喜欢起哄,于是做出各种各样疼的鬼脸,但还不至于疼到那种程度,我就把打防疫针的情景画了出来。那时候我们有校刊,大概校刊的主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登在了校刊上。之后,《浙江日报》刊登了我的另一幅作品《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1933年,赴上海求学,在上海的五年生活,画了很多漫画,那时候的最早作品,就是《一二九运动》。我那个时候,对于一二九运动,其实也没有什么根本的认识。我当时也跟国民党斗争,但不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跟国民党斗争,我就是讨厌国民党,所以就画一二九运动,把国民党也讽刺了,把学生的斗志也画了。一般那时候,我故意把许多事,以及那么多人凑在一起画。比如说警察抓小偷,画了很多警察在抓一个小偷,画里面人很多,我就是用大场面来吸引人,一般老先生老漫画家不会去画那么多人的,所以后来有人给我封了个名字,叫画大场面的华君武。1930年代的中国,有不少的漫画作者都有一个洋老师。当时上海有一家英文报纸叫《字林西报》,英文叫NORTHCHINADAILYNEWS,这个报纸经常刊登一位白俄漫画家萨巴乔的国际时事漫画。他的画,线条流利、造型准确而又夸张得体,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就把他当作我的老师,学他的画法。我在上海画的都是洋人洋气的,我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在墙报上面画一张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老百姓还看,一看漫画看不懂,扭着头就走了。我就想,那怎么办呢?所以以后慢慢就变,看怎么样能够使农民看得懂。在延安所创作的《1939年所植的树》是当时最受争议的一幅作品。华君武,《1939年所植的树》那个时候,漫画都是跟社会生活常发生一些联系的,不像现在有一些叫休闲漫画,那就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的漫画终究要看出现实里的一些矛盾来,看出一些问题来,才能做漫画的题材。那个时候在延安,一天到晚,从我们鲁艺到延安城里要走十里路,到杨家岭要走十几里,延安什么也没有,就是黄土,黄土地上有时种有两棵树,这两棵树也没人管,到后来,那个树光是一个树干,都被牲口吃了,因为没有草。那个时候要植树,再过一两年,还是那个样子,这么高,再高一点,这么细一根棍,所以常常来来往往过去,老看见这个东西,我就认为,种了树又不去管理它,这是个问题,所以就画了这幅漫画。毛主席看了这幅漫画后,要见见我们,还请我吃了饭,不但吃了饭,还喝了酒,喝了酒我还问过毛主席一句话。我说毛主席,我听说你吃西瓜都就辣椒的,毛主席说在长征路上,刚刚吃完饭,有辣椒,就又送来个西瓜,我也就吃了西瓜,就变成用辣椒就西瓜。当时怎么谈到这张漫画呢,毛主席看到这张画以后,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说讽刺不好好地养树,这是可以的,但是应该说清楚是在哪个地方。因为我画的是延河边上的树,毛主席说,哪个地方种树不管树,你应该让人知道。他当时还举了这么个例子,比如说王家坪,王家坪等于是我们现在总参三部,就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王家坪植树不好,你就要写上王家坪植树,否则整个一条延河,你就画了这个,也不讲什么地方,人家一看就变成整条延河的植树都不好了,这样就是你以偏概全了,所以你一定要把个别和一般区分,是个别的还是一般的,是局部的还是全局的,都要讲清楚。实际上那个时候画漫画,我们不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会具有片面性。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漫画后来就往民族化、大众化这方面追求,所谓民族化、大众化,其实根本是让农民看懂。我在上海画的漫画,是高级知识分子看,这种画到延安去,老百姓不喜欢看,那么你要转变,这就是属于毛主席说的,要到生活里头去。这也是后来我追求的一个方面,假如没这些东西,我的漫画也不会这样。大众化和民族化成了我后来一直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怎么样才能民族化呢?究竟从哪里着手呢?我觉得我的漫画能让群众欣赏才行,否则就没有意思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收集老百姓语言。应当说延安阶段是我漫画发生变化和漫画向民族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的酝酿阶段。在东北的五年,只要能看到《东北日报》,就能看到我的漫画。那个时候我的漫画已经是在慢慢往农民能够看懂的这方面走。我在《东北日报》画的漫画,哈尔滨火车站等等公共场所,都把这些漫画放大,老百姓真的很喜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调到了《人民日报》,主持筹办了讽刺与幽默专栏。我当时看到有这种现象,就是有些人,犯了错误了以后,自己很害怕。但是我另外一想,人哪有不犯错误的,我们有句老话,犯了错误你得从原地上爬起来,再走路。你假如不犯错误,你自己就不敢走路了,那么你永远也不会走路,就是这么个概念,就画出来了。结果在1962年8月一次党的会议上,这幅画被作为大会文件的附件发给与会代表,毛主席还在上面批了八个字:有了错误,改了就好。华君武,《杜甫检讨》,1961当时发表的另外一副影响力较大的漫画是《杜甫检讨》。《杜甫检讨》是1961年画的。北京师范大学要批杜甫,说杜甫分不清是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是和平主义思想,最后我就哈哈大笑,画了一个漫画。当时我们共产党确实是把很多人都冤枉了,杜甫讲的话,是和平主义思想,其实是现在共产党的思想,你怎么能让当年的杜甫来自我检讨?严格讲起来,这都是非历史主义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则鸣,看见世界上这些不平等的,我就可以画漫画。华君武,《猪八戒拍卖文物》文革结束后,特别喜欢画《西游记》中的人物猪八戒。因为七情六欲他都有,所谓的错误,都安到他头上,娶亲,去弄了很多汽车来,猪八戒他都做得出来,但他做出来并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这样的人,在我们社会当中带有普遍性。我是喜欢用这种人打比方的,后来因为我画了好几个,就成为一个系列了。华君武,《永不走路,永不摔跤》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是天经地义的事,自从人类出现了劣迹丑行,讽刺就相应而生。而漫画家就应该具备这种独特的视角。反正你人要正派,如果不正派的人,连缺点都看不出来的人,你就不要做漫画家。比方说,现在这个社会上,就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我现在是不大好讲,为什么呢,我年纪老了,我也不懂,所以我现在也不画了。但是听说,社会上人的思想上,有一些东西还不大好,那么这种东西,要靠你用一种正确的思想去发现它,把它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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